这在3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拥有一本教科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一些学生参加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即因为没有合适的教科书而落榜。
那时仅有的教科书中，孔子以反动思想家的面目出现。
文革结束后，国家专门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班子重新编写教科书。如今，在中国古代史中，孔子成为了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30年中，教科书几经嬗变，如今正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没有课本的日子】
1977年的冬天，高三学生于红艳和姐姐抱头痛哭。姐姐一边哭一边指着书架上的一堆“课本”告诫于红艳：“这些东西根本没用！”
在文革后的首次高考中，姐姐落榜了。为了帮助女儿复习，于红艳的父亲托人四处收集了几乎各科的教科书。
这些由各地“革委会”自定自编的课程和教科书，封面上无一例外都是革命领袖的“最高指示”，无论是数理化还是文史地，大段语录和套话均占据了正文的大部分，真正的学科内容非常少。
在于红艳的印象中，物理教科书被简化成了“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生物教科书则简化成了“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头猪”。
姐姐放弃了继续参加高考，顶班进入县城的造纸厂当了一名工人。这对于红艳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上大学同样也是她的梦想。
最终，还是于红艳的老师翻出了自己上世纪50年代末上大学时的书本，从中摘抄了一些要点，用蜡纸密密麻麻地刻了几页“复习提纲”，权当教科书。更多的内容，老师会板书在黑板上，于红艳和同学的课余时间，就是在不停地“抄书”。
凭着刻印和手抄的“教科书”，于红艳在1978年的高考中，考取了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
进入大学后，于红艳用自己第一个月的师范生补贴，在大学的书店里一口气买了20多本教科书，寄给自己的高中老师和落榜同学。
当时，距离于红艳最近的一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科书，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这套教科书文革后不久就被停止使用。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全国的中小学生都遭遇着和于红艳一样的尴尬，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
【编写新教科书】
于红艳并不知道，在她为教科书发愁的时候，一个由2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的“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正在进行。这实际是一个编教科书的临时集体，承担着1978年版国家统编十年制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研制、编写及出版。
年近不惑的王宏志被从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组征调回这个集体。1961年她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人教社，编写了文革前的历史教材，主要编写小学中国古代史部分。文革期间，一直承担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出版的人教社一度被撤销建制，数百名编辑星散到全国各地，王宏志在下放数年后回到北京。
这是邓小平1977年复出主持工作后，首抓的第一批重大事项——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他要求教育部尽快组织人力编出一套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从1978年秋季起供应全国，保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中组部一纸调令，包括王宏志在内的人教社原有教材编辑人员很快被从全国各地召回北京，并又从全国18个省市区的大中小学借调了大批骨干学者和优秀教师。由于人员众多，且人教社原有办公楼被占用，邓小平直接批示将西苑宾馆的一栋楼特批作为办公地点。
王宏志和一批在北京的专家学者率先进驻西苑宾馆9号楼，此后的一段时间，陆续有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加入。
众人很快就忙碌起来。一批编辑人员被分派到13个城市，对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制定、编写工作展开调研。教育部也特聘了45名各学科的著名专家作为顾问，包括苏步青、周培源、叶圣陶、吕叔湘等等。
编辑们很快遇到了问题。由于文革的影响，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濒临瘫痪多年，尤其在自然学科领域，一经恢复，应该选择什么内容进入教材，沿袭60年代初老版教科书的知识体系，还是选择新知识？对于新知识的获取和判定也无从下手。
邓小平再次拍板：“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有益的东西。”并且从紧张的国家外汇储备中拨出10万美元专款，让我国驻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使领馆，协助选购一大批各国最新的中小学教科书，并尽快空运回国。
这些“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毒草”，让编辑们目瞪口呆——近30年的中西隔阂，我们已经被世界最前沿的文明成就拉开了这么长的距离。
数学编辑发现，西方国家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在中学教材中引入微积分和概率统计的初步知识；而生物编辑则在美英等国的高中生物教材中，看到从“分子水平”阐述生命活动本质和生命活动规律已经成为常态。这些内容，在当时国内的大学专业教材中，也不常见。
编辑们开始补课，并将这些散发着新鲜味道的知识，小心地移植到自己即将出版的新编教科书中。
此时的“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已从西苑饭店搬到了香山饭店的中式瓦房。仍是每人一张床加一张桌子，人教社的图书馆几乎搬到了香山脚下。王宏志等人教社的老员工还把家里的大量藏书带来，每天几乎都在翻书查资料写教材。
1978年秋天，小学、初中和高中起始年级新生，如期拿到了人教版新书。直到1980年，各学科各年级的教科书全部出齐。
【孔子地位的转变】
写好的课文会在小组中传阅，并以会议的形式进行讨论。王宏志所在的历史组由人教社资深专家苏寿桐带队，有16个人。
“落笔之前的总体编写原则，就无法形成统一意见。讨论来讨论去，发现很多问题没法解决，需要请示。”王宏志说，原本历史学界的很多定论在文革期间被“极左”思潮弄得很混乱，大家觉得很多文革期间的用词都无法使用，需要中央高层统一意识。
针对儒法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内部的路线、历史教材的下限等六大问题，历史组反复酝酿讨论，最终将自己的看法综合，起草了一份名为《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呈递中央审查。邓小平批示“原则同意”，这才定下了很长一段时间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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