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雅，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一、大美与大我：中华美学的诗性本根和诗情向度

大美和大我，是中华美学最富标识性和民族特征的理论命题之一。其核心精神是对真善美和融的美感精神和知情意行和合的美思意趣的诗性追求，蕴含了富有中华文化特征的审美价值理想和美学话语风范。

中华文化精神，聚焦于人，核心在人，问天问地乃是问人。这个人，既是个体具身的人，也是天人合一的人。中华文化的人，立基于宇宙大化之生生运演。人与宇宙大化、自然大道互生共成。中华美学既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也讲“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理解中华美学，离不开对天地之道的哲悟，也离不开对人之自我的洞明，这与中华文化泛审美、泛人文的诗性与哲思根本密不可分。中西美学都叩问美之根底，希望由美通往哲韵诗情。相较之下，西方经典美学更富哲韵之思，中华传统美学更尚诗情之趣。中国人的美，弥衍着温暖的人间情怀，蕴溢着不离烟火的人间诗情。中华美学关爱人，关怀人的生命，关切人的生活，关心人生存的精神本根。如果说“何为美”是西方美学的第一命题，那么中华美学既悦纳于“何为美”的认识论命题，更属意于“美何为”的价值论命题，并由此而通向人生审美之叩问。美何为，作为中华美学的第一命题，其中心就是人生践履中主体之我，也即人之自我如何美成的问题。

美，不是现成的，是创成的；美的人，不是先在的，是涵成的。审美，是对于我这个作为人的生命主体而言的。美的生成，是美的主体对美的客体的赏悦和新创，也是对美的客体和美的主体的双向涵哺和再创。正是在审美创美的人生实践活动中，我之主体才生成为美之主体。事实上，这正是中华美学最内在、最本质、最富诗性的命题，也是中华文化最独特、最深刻、最富标识性的所在。唯此，美学不仅关系美的知识和技能，更关切人自我的生命和成长；它与人的生命的感性维度直接关联，更从具体的感性的生命悦乐通向某种更深沉、更悠远、更震撼、更高逸的生命所系，由此也将人的感性悦乐和诗性体味相贯通，滋养、提振、创化、超拔、美成人之自我。

在本源上，中华美学是价值论和人生论的美学，而非认识论和科学论的美学。“中国美学最为独特的品格就是对人与人生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问美，不会仅仅停留于形式和技巧的具体层面。中华美学的美感旨趣，即小即大，即实即虚，即形即神，即动即静，即出即入，即无即有，由最具体最鲜活之幽微，通致那个永恒正大的意义世界。美，在中华文化中，源自化生天地万物之大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不言美非不识美、不味美。“道为元一”，美源自元道而归于大道。“天地之大德曰生”，美，生生不息，生趣万姿；生机盎然，生意悠扬。美之道之德之韵之神，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美善一体观，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美真相应观，是从万物之根底和时空之本根上，去寻找美的根性、具象、尺度、理想，将至善之大道与至美之真人相和同，以大美涵濡主体、点亮主体、升华主体、生成主体，引领主体超拔小我，涵化大我。由大道而大美，由大美而大我，正是中华美学生生创进的诗性本根和诗情向度。

“道为大象”。大美由大我来具象。大我是无限而无待的。所谓“无限”，乃主体冲破物性时空的束缚，达成万物与我为一的旷逸，实现我之时空解放的自由无限。所谓“无待”，乃主体涵成无目的无功利之高逸，冲破小我欲望得失的束缚，实现我之精神超拔的自由无待。大我的时空之自由无限和精神之自由无待，是我之自内而生的自我解放和自我超拔，是我之自觉、自醒、自成而自由，是自我的涅槃和再创。自由无限的生命创化和自由无待的精神悦成，是我之美成和大我之涵成的必经和必然。

回眸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自我的强烈自觉与自醒，恰始于19、20世纪之交开启的中国社会的现实危局和现代进程。中国现代美学正是在这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和现实苦难中孕生与发展的。生存的危机、思想的困局、精神的倾颓，使得中华文化既面临着诗教、礼乐等传统的断裂和消衰，也对冲着理性、启蒙等西方新思新潮的撞击和涌入。中华文化的人文纬度、诗性向度与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理性思辨交汇会融，给中国现代美学带来了多维而丰富的滋养和多重视野。血与火的时代，激扬着美的呐喊和情怀。“大我”正是在这样的场域中唤醒和登场的，它与“大美”相激荡，与“大道”相回应，是以美点亮人生、点亮生命、点亮信仰的一种主体意态和诗性构象。“大我”的美思构象与美学命题，从一个重要方面凸显了中国现代美学的精神和风范，是对美的价值精神的张扬和理想主义的呼唤。

20世纪初年，王国维吸纳叔本华、康德等西哲的思想，以艺术形上学为中国现代人生之救赎，强调审美的无利害性，弘扬无用之用的生命美境。1904—1906年间，他陆续在《教育世界》发表《〈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等文，从艺术叩思人生，从作品论视角初步提出了“大著述”“大文学”“大诗歌”等概念，探掘艺术作品的美学、伦理学价值。稍后，1906年，王国维在连载于《国粹学报》的《人间词话》中,延续了艺术与人生关系的叩思，并进而从主体论视角提出了“大诗人”“大词人”等概念，探研艺术主体生命之审美涵成。王国维以“境”为“大”注脚，提出“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境”贵“情”，贵“气”，贵“忧生”，贵“胸襟”，贵“创意”，贵“赤子之心”。他认为“大诗（词）人”能造“自然之境”，亦能写“理想之境”；能“写有我之境”，亦能“写无我之境”。他强调“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经历之“境界”，非“大词人”不能道之；欲“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王国维的“境界”“无我”“大诗（词）人”等关键词，不仅体现了他将美的境界、艺术的境界、主体生命的境界相汇融的致思路向，也体现了他对审美、艺术、人生追求的大美意趣，是中国现代美学“无我—大我—大美”之美思构象及其诗性精神的重要开启和话语范例。

与王国维相呼应，梁启超也是中国现代美学大我构象和大美意趣的重要开启者。相较于王国维对美的价值认知的高逸深刻和践行中的矛盾纠结，后期梁启超可谓彻底的知行合一之人生美论家。梁启超不仅主张“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同时他身体力行，处处贯彻“生活的艺术化”之趣味精神，倡导在日常劳作、艺术、学问、游戏等具体活动中，创化和体味“知不可而为”和“为而不有”相统一的“无所为而为”的人生趣味美。梁启超说，不可能人人都成为以艺术为职业的“美术家”，但应该人人都涵成具有趣味精神的“美术人”。“美术人”是梁启超对理想之“我”的一种构想。梁启超认为，无所为而为的纯粹趣味精神乃美之神髓，而美的情感乃趣味之内核。他提倡生活和艺术之实践贯通，主张通过艺术活动陶染人之美情，铸涵人之美趣，使人之“小我”在与众生、宇宙的“迸合”中“移人”化“我”，成就“出世法与入世法并行不悖”的“顶天立地”之“真正自由”的“大人格”，涵成趣味化的至美“大我”。梁启超的趣美之思，与王国维的境美之思，可谓殊途同归，互翼互映，都是将美学的理论叩思与美育践行相贯通，将主体大我的诗性生成与人生大美的趣境涵成相融通，凸显了中华文化的诗情哲韵和中华美学的承演掘进。梁启超的“趣味”“迸合”“美术人”“大我”等关键词及其致思路向，引领了中华美学“化我—大我—大美”之美思构象及其现代进路。

“我”的美成，是大我的涵成，也是大美的创成。审美、艺术、人生的三维贯通，以美的艺术为标杆，以美的人生为旨归，所构筑的大我和大美共生的美思构象，伴随着中华美学的现代进程，逐步呈现出主体意识之自醒和理论话语之生发，是中华美学民族精神和民族风尚的重要现代呈现之一。20世纪上半叶，向培良、郭沫若、黎舒里、范寿康、朱光潜、宗白华、丰子恺、方东美等一批中国现代美学家、艺术家、文化人士，承王国维、梁启超之启和“无我”“化我”之基本精神，从多角度和多层面，进一步触及、聚焦、探讨、丰富了“无（化）我—大我—大美”的核心命题。向培良提出，“人总要超脱小我的拘圈，而投入到更大的范围里去的”；“情绪之扩大升华，是人类唯一超升之途”；人类若“不能创造形式”，就“不能组织情绪”；制作、表现情绪，才能使个体情绪升华为更具共情效应的人类情感，从而“超越小我的限制，推展开来，及于全体”。这就把大我、个体、情绪、情感、形式等问题勾连起来，由审美化的形式组织来赋形情绪、陶涤情绪、规范情绪，使个体情绪得以具象、净化、升华、流动、传达。方东美说，“每个人化除了小我，成了大我”；“在你、我及一切的人化除了隔阂时，成了生命的洪流”；这是“由生命的表面，进入生命的核心，再进入生命的根源”；这也是“使一切庸俗的人脱离庸俗而变成艺术家”。大我的诗成，内蕴着超越小己、超拔小我的旷逸、壮美、崇高，生成个体自我和宇宙精神合而为一的大美，这也是世界和人生的一种大和谐，是中国人由艺术看宇宙、味人生的一种大智慧。中国现代美学家们的共识是，个体情绪可以生成为超越个体的诗意美情，由即时即地衍拓出时空延展，由具身即感衍超向诗情诗韵，这是小情向大情的衍展，是小我和大我的转换，也是大我和大美的互成。

大我与大美之互成，构筑了中华美学极富特色的主体与对象生生相成的诗性话语和现代进路。它是王国维笔下的“大词人”“大诗人”和“大诗歌”“大文学”“大著述”“大学问”“大事业”之互成，是丰子恺笔下的“大艺术家”“大画家”“大人格者”“大人”和“大艺术”“大艺术品”之互成，是宗白华笔下的“大艺术家”“大诗人”和“大优美”“大同情”“大精神”“大文章”“大宇宙”之互成，是方东美笔下的“大人”“大诗人”“大音乐家”“大艺术家”“大哲学家”和“大悲剧”“大建筑”“大雕刻”“大肯定”“大时代”之互成。方东美强调，中华文化“明道形上兼审美之惊奇感，深心领会，默识体验，与万物同享普遍生命，以是见天地之大美”。中国人的美情美思，形上形下兼具，涵真蕴善达美，既与万物大道合一，亦与生生烟火和融。“从中国人看起来，没有理由看不起物质世界。”故中国人的美，从来不可能是唯美和粹美。“真之与善，实赅于美之中。”“绝对之至美（真善具其中）”，乃“保合天地充实无限之大美”。真善美之勾连贯通，从根本上筑就了大美和大我之始基。这就是中国人的哲诗美思。大美，不是凌空蹈虚；大我，不是遗世解脱。中国现代美学的大美和大我，恰恰来自民族之危难和时代之吁求，来自中国人的热血诗情和浴火诗心，来自苦难中激扬、超旷之灵魂。激烈的冲突和超旷的高致，相磨荡、相协奏，让人神向仰之。而这，正是中国现代美学迄今惠泽后人之神髓。

二 、无我与化我：中华美学的美思构象和现代铸创

如何认识“我”，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而如何美构“我”，则是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以知“看”世界，人在物之外，是谓理性；以情“感”世界，物我融一体，是谓诗性。前者乃科学之方法，后者乃美学之立场。物我的关系，物象和对境，关联了主体之于客体的出与入、有与无、小与大，是审美心境得以确立和审美诗象得以创构的枢机。审美活动中，主体之“我”如何观审自我、美涵小我、创化大我？物我关系的审美生成，是美之实践主体涵成之必经，也是由小我到大我，创化和体悦美的诗性大我的过程。中华文化和中华美学都高度重视主体之我的美涵，崇尚大我之美情高趣至境。大我，拓衍出人之生命的深度、广度、厚度、纯度，是对小我的扬弃和超拔，亦是小我的涵濡美成。在中国现代美学话语中，大我之美构，非限一端。其最具典范性和影响力的，既有王国维式的“无我”，也有梁启超式的“化我”。王国维以“无我”引“小我”之律动逸升，梁启超以“化我”引“小我”之丰盈超拔。究其实质，都是对大我的美思构象和诗性铸创。

王国维的美论，以“无我”为“大我”之重要进路。王国维提出“境”为艺术之本，进而以“境界”为基点，将审美、艺术、人生三维打通，主张艺术家要以无利害性陶养自我生命之境界，涵成“大诗人”“大词人”之襟怀，创造“大诗歌”“大文学”之至境。他以艺术喻人生，倡导“大学问”“大事业”之美成。王国维的诗词“境界”说和审美“境界”论，影响广远。应该说，王国维并不反对艺术“有我”。不管是“有我”，还是“无我”，在王国维这里，均是艺术之情景交融、物我互映的美境。王国维认为中国古典词人以写“有我之境”为多，但非不能写“无我之境”。他特别指出，“无我”之境，唯“豪杰之士”而能“自树立”。可见“无我”之境，对王国维言，是需要以一定的人格和襟怀为基石的。故王国维说，“有我之境”易写，而“无我之境”难摹；强调必经衣带渐宽之执守，才有眼界始大之美成；必有纯挚无我之赤情，才有大美至境之涵成。王国维在评论孔子的“审美之情”时说“之人也，之境也，固将磅礴万物以为一，我即宇宙，宇宙即我也”。艺术的我、审美的我，并非真的无情无我，而是与物为一、与他为一、超越小情小我，而成就“无人无我”之“大我”至境。他指出，这个“我”是“无欲之我”的“我”，是“无利无害”的“我”，是“无用之用”的“我”，是“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法则”的“我”，也是出入自在自由的“我”。王国维以采菊东篱、寒波澹起喻“无我之境”。他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种超越“以我观物”的“无我”立场，依然充盈真情深性，饱含悠悠慨叹。王国维倡导，此物此心，固终放下，唯以境言。王国维的深刻，在于将“无我之境”与“豪杰之士”相勾连。他明白，“无我之境”的美成，非云淡风轻可达；非真豪杰，不足以直面我欲和超越我执。无我的恬逸和旷怡，恰是超脱小我的物我为一之至美至境，非无我情，乃无我己。但王国维的“无我”，终为豪情惋叹。他以艺术观人生的“无我”洞思和从艺术返人生的“有我”纠结，是中国现代知识人士及其精神思致孜孜前行的真切足迹。“无我”作为中华美学诗性精神的典范具象之一，生成为中国现代美学话语谱系中一个重要的民族化理论命题及其话语表述。丰子恺由“绝缘”到“大我”、朱光潜以“出世”来“入世”，均可见王国维“无我—大我”之韵绪。

20世纪上半叶，与王国维“无我—大我”的进路相映衬，显具典范性和影响力的，首推梁启超的“化我—大我”之美思。在梁启超这里，“化我”呈现出一种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它是主客之“迸合”，也是主体之“开心”，有情感的发动，有想象的展拓，有慧思的飞翔。它是我的一种化生无羁，也是一种具象的“大我”。梳理中国文化史，梁启超是较早明确叩思“我”之哲义和美意的中国现代思想家之一。他既在哲学和人生的层面考思“我”，也在审美和艺术的层面探味“我”。梁启超说，肉体的我不是真我，真我是无数的小我层层扩大，“迸合”为一体，最终以“化我”而成“大我”。“化我”是梁启超对“趣味”人格的美思构象。在梁启超看来，“趣味”人格具有生命本真永动的“energy”，不以个体自我的成败为执和得失为忧，而是淋漓尽致地纯粹而为（实践），这就是一种趣味化、艺术化的超功利的审美人格。永动的“energy”，推动个体生命的纯粹之为（实践），从而在纵情大化中实现个体生命和众生宇宙之迸合与相契，达成个体生命的“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相统一的自由诗性，创化并尽味生命“化我”之酣畅美趣。“趣味”作为梁启超美学的核心词，它并不是一般所言之乐趣，而是一种个体生命在尽己之“为”、勉力“做事”的具体践履中所体味到的至趣，也是个体生命超越“小我”之成败、之执和得失之忧后的“化我”之至乐。在梁启超的视野中，“真我”是“小我”与众生宇宙迸合而化生的“大我”，也即趣味的我。他把“化我”视为涵化“大我”和“真我”之径。20世纪初年，梁启超就发表专文对“我”“我的”“小我”“我们”“真我”“无我”“大我”等概念予以辨析，指出“我”“我的”“小我”均须超越肉体生命的局限和成败得失的执念，通过精神生命的“迸合”而达成大化化小我的“真我”“无我”“大我”之美趣。“化我”与“迸合”，实际上正是梁启超趣味生命涵成的一体两面。梁启超认为，肉体和精神对于人而言，精神更具重要且本质的意义。人的精神生命关联于人格和文化，其分量大小实与人格之高低、文化之深浅成正比。而纯粹肉体的“我”，不能算作“真我”。梁启超将肉体的“我”分为四等。最低一等，就是纯粹肉欲的“我”。这种“我”只是“物”而已，它完全受生命时空度量的限制，往往停留于“极端利己主义”之层面，为了满足一己之“我”的物欲，可以不择手段。再往上一等的“我”，它就开始扩大，把“我”扩大到爱“家”，有“家”才有完全意义上的“我”。第三等的“我”，则进一步扩大到爱“国”，将“国”变成“我”的。有“国”，“我”才完整。第四等，也即最高一等的“我”，那就是把一己之生命扩大到 “天下众生”，让万物众生合为一个“我”，也就是我的终极“迸合”和整体化生。我一步步往上攀升，层层“迸合”，正是对个体物质生命的超拔和解蔽。梁启超强调，只有在精神的层面上，个体的人才具有普遍性，即“这一个人的‘我’和那一个人的‘我’，乃至和其他同时千千万万人的‘我’，乃至和往古来今无量无数人的‘我’，性质本来是同一”。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物质个体的“我”才不可能将自己和众生宇宙隔开。这同性质的此“我”彼“我”，迸合—扩充—再迸合—再扩充，一层层套上更大的“大我”，如此定能把“横尽处空竖尽来劫的‘我’合为一体”，而这个“我”，既是完全无缺的“真我”，又是那个至纯至美的“无我”。梁启超以儒为核，儒道佛圆融和化。利我利他在梁启超这里并不矛盾，创造和欣赏在他这里亦非两端。梁启超主张的是，既不执着“小我”，也不否弃“小我”；既不标举“利我”，又不简单主张“利他”。梁启超由“化我”到“大我”的美思进路，也可看出柏格森生命哲学和康德情感学说等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对生命精神的认知，在中国式“生”“仁”等传统伦理尺度中，也汇融了康德意义上的“情”和柏格森意义上的“力”。这正构筑了梁启超式的“不有之为”的美趣理想，呈现出一种“出世法”与“入世法”并行和融的“中国人的特质”。一种“责任”与“兴味”的统一，一种在入世中超拔的生命意趣，塑造出一个智慧而诗性的“化我—大我”之美象。化“小我”而超拔为“大我”，这也是成就“真我”，化衍 “春意”。应该说，“化”之美感向度，与“无我”一样，实质上都内蕴了崇高之意趣。因为只有个体生命化除小我，才能成就与众生宇宙迸合的大化之境。因此，“化我”正是从扬弃小我、牺牲小我开启的。而正是在这种扬弃和牺牲中，人类之小我超越了个体的限定，融入了更为博大的时空创化与意义前行中。小我之生灭，也是人类之生息运演。化我，正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生命能量的重构，是生命与生命更好地向美生长。梁启超的“化我”之思，突出了美的生命生成的内在冲突及其历史逻辑，突显了创生和赏悦之合一，这正是他的“化我”思想的核心和特色，是对重践行和重认知的中西传统美学方法论的一种弥合，也是对中国古典美学重在和谐美感的一种衍拓，掘发了在冲突中达成多元张力的内在和谐美。梁启超把艺术之力视为涵濡小我、化生大我之利器，主张以艺术情感教育和审美趣味教育为主要途径，推动主体大我的涵化诗成。他反对唯美纯艺之狭地，倡扬把大美之生成和大我之化成引入艺术创造和人生践履互成的广阔天地。“化我”是中国现代美学话语谱系中与“无我”相映衬的另一富有民族化特质的理论命题和话语表述。宗白华的“扩张”小我，方东美的“浃化”人我，均可见梁启超“化我—大我”之思趣。

在中国现代美学话语中，“大我”的美思构象，是具有共性意趣的理想诗象。它不只依凭认知或省思，更具成于美的自由实践及其诗性创化，是“我”之主体创美、审美的诗象之果，也是“我”对自我生命的诗象美成。方东美从哲学视角切入，提出“整个的宇宙就是精神与物质的合体，甚至是精神与物质的化境”；“真正中国人是此生此世的人。我们的理想境界仍然是现实世界上空灵的化境，我们的德业依然是现实世界上伟大的努力。”他以“援人入我”和“人我契合”为“浃化”之径，主张涵养生命之“大心”，涵铸“诗人的气质”。向培良从人类学视角切入，提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的精神范围，不以个人底小我为极限，而能够与人类底大我从内面联为一致”；“从儿童到成人，精神的境界一天天扩大，则小我的拘牵亦日渐轻淡。从现实世界解脱，就是精神的灵光，不再为小我的利害所限制，而求取无限的活动”。在他看来，“艺术者就是与个人主义最相反对的行为”；“创作能逐渐改造我们的人格，使之趋于更深厚更伟大”。黎舒里说，“美是一种人的力量”，“是一个不自私的感受”，它“不为不正常的偏见所蒙蔽”，“不计较结果的收获，也不计较起初的付出”。范寿康认为，这种“在美的观照中的自我，是超个人的自我”，“是从自我中解放自我，同时又是从其他一切的观念中解放自我”。宗白华强调，美使“小我扩张而为大我”，这个“我”，“他自己就是自然，就是世界，与万物为一体”；我“要把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的雄心”，把“我的小我”，“扩大成为全人类的大我”。这个美成之大我，与他我和同，与万物无间；同情、同心、同神，与天地同化。此象此境，此意此趣，超然物我，道器不隔，大美在我，无我化我。

三、向美而生与大我诗成：中华美学的现代进路和民族哲韵

“我”之美成，不是物性的解放，不是外来的拯救，不是宗教的解脱，其内核是人之主体生命的自主创化与自由赏悦，是生命创构与赏悦的统一，是生命自我的具体的鲜活的向美生成，它通向的是一种整体性和张力性的自我超拔。生命的整体张力生成，是生命之肉体—心灵—精神的自我和谐及整体涵升，它不是脱离肉身具体的，而是身—心—神的诗性化升。唯此，生命才能生成我之无我—化我—大我的自由诗性。走向无我—化我—大我，是由生物—肉身性的自我、物我、他我，走向心灵—精神性的真我、纯我、美我，这也是由小我走向大我。“我”之美成，其终极指向是创化大我，也是回到自我。唯此，它才既是大我，又不失自我；唯此，生命才既是生动的、具体的、多姿的、成长的，也是可以彼此赏悦的，是具有精神之柢里和人性之本根的。

“大我”之诗性美构，从其深层看，潜蕴着主体对自我生命局限的体味和深悟。如何面对现实之“不可”，是不同哲学和美学思潮的重要分水岭。从中华文化源头看，孔子的态度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老子的态度是“为而不有”。前者以无畏来养大我，筑基于“知不可而为”的健行信念；后者以不执来忘小我，贯彻“为而不有”的超逸姿态。儒道互补，构筑了中华文化人格化育的最初底蕴。孟子主张“我”需养“浩然之气”，这个“浩然之气”以“至大至刚”为美，需有内在之“充实”和外在之“光辉”的协和，而涵成“万物兼备于我”的“大丈夫”之美。孔孟的“我”，突出了健进阳刚的气度。庄子则主张以“无人无己”而“游无穷”，是谓鲲鹏之“逍遥”；以“无用之用”而尽用，是谓“万物与我为一”之“天然”。老庄的“我”，流溢着超旷远逸的气韵。儒道的哲学和伦理言说，触及了生命的内外、有无、小大、成败、得失等辩证命题，希望个体生命跳出时空约束和现实局限。他们的“我”思，重视生命体验，强调知行合一，潜蕴着小我大我、有我无我诸关系之对立统一和相生相成的诗性哲意。

中国现代美学诸家承中华文化之源，对话时代语境，生成并聚焦“中国人的生命目的在完成大我”之诗性命题。梁启超把“大我”之涵成视为“生命”畅扬之“春意”，方东美强调“大我”是 “我”之“生香活意”。在这些中国现代美学家的思想中，“大我”的美思美构，既是融入此身、此时、此地、此在的，又是超越此身、此时、此地、此在的。其美成之径，是“我”之身—心—神的一体贯通，是无我—化我—大我的诗性铸创，是爱我—悦我—创我—体我—美我之“我”与自我、他我、物我的身气相交、情韵相应、心神相通。故此，它也是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话，入世创悦对出世主义的反拨，现实践履对理想主义的回应。

大我，究其实质，是尊生，是弘生，是创生，它并不否弃小我的存在及其意义，而是小我的延展、扬弃、新生，是小我的凤凰涅槃。具身的小我有时空的束缚，难以无限，无法永恒。超越小我，在物性的层面难以抵达，在知性的层面也难予解决，宗教和审美都是对这种超越的探索。宗教指向彼岸的信仰；审美落在此岸的情怀。这亦是康德理想中的致美之道——脚踏实地而仰望星空。中国人深烙于血脉深处的美意，是身契烟火而心畅诗情。在中国人的美思美构中，小我与大我从来就不是截然对立的，而艺术和审美正是枢机和桥梁。宗白华曾以歌德为例谈到：“当他纵身于宇宙生命的大海时，他的小我扩张而为大我，他自己就是自然，就是世界，与万物为一体。”他说，“艺术的起源，就是由人类社会‘同情心’的向外扩张到大宇宙自然里去”，“这时候，小我的范围解放，入于社会大我之圈，和全人类的情绪感觉一致颤动，古来的宗教家如释迦、耶苏，一生都在这个境界中”，而“诗人、艺术家，在这个境界中，无有不发生艺术的冲动”。这也是宗白华说的：“由天地之大美，已达于道！泛神境！”天地万物，一气运化，同根于道，以致无穷，达真境、涵善境、至美境。自我、物我、他我、小我，尽己畅展，最终都将走向大我，创化大美。这样的大我大美，不是肤浅简单的官能悦乐，而是伴随着小己小我的扬弃，内蕴着精神的悲壮、旷逸、崇高。

中国哲学以宇宙大化为本，以生生之德为美。健动，乃生命本然。我，在生命进程中，总是要生机盎然、生趣勃发，总是要去追求更大的意义和实现更高的价值，这就是人之生命的本然和应然。范寿康说：“哲学是一种研究自我的学问，此地所谓自我，绝不是指个人的自我；却是指全体的自我，却是指大我。在你我个人的自我里面有你我各自所特有的情感、气质及其他各种特有的经验存在着，而这一种情感、气质以及各种经验都为造成你我个人的自我的基础。”徐庆誉说：“人生唯一的企图，和唯一的欲望，是求‘自我的实现’和‘自我的发展’；申言之，即是从‘不完全’（Inperfect）达到‘完全’（Perfect）,从‘有限’（Finite）进入‘无限’（Infinite）。”这种对自我和大我关系的人文学考量，是哲学、艺术、宗教共同探索的基本问题之一。方东美说：“迦萨《奥义书》（Katha Upanishad）中说：阿特曼（Atman大我）是至小无内、至大无外的，潜藏在一切有生之物的心中。”这里，方东美借庄子解奥义。庄子在《天下》篇中借惠施之口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方东美的思想汇通儒道，他以庄子至大至小的和合之道，释解“阿特曼”——“大我”的精义。这个“大我”，以道家看，是契大道，消弭一切小我私心，丧我而冥齐物我，不役于物，与大道同体；以儒家看，是求至善，不只是小我生命的最大实现，也是连同一切人和一切万有生命，实现最充分的完成，参赞天地苍生之化育。这个无我（化我）—大我的进路，是“幻己作人”“援人入我”，终至“人我两忘，物我均调”。方东美强调，这个“我”，“不是人的这一点、人的那一点，更不是人的小数点；那是个真正的大人”；而“小人只是一个人的小数点”，是小我，是“唯我主义”。方东美借中国传统儒道思想提出，人是起点，不是终点；大而化之，使人在精神上和天地契合为一，是所有文化涵人成人、追求精神自由的共通要义。中国现代美学家们的哲思，体现出超越时空局限和物性局限的共同理想和诗象化构。伦理意义上的人格美、美学意义上的生命美，均崇大我。后者伴随着纯粹的精神悦乐和诗意的生命自由感，它不是因为外在的伦理规制、理性强制而生成，而是因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内在情趣、诗性向度而涵成。无我、化我、大我的现代诗象，是王国维、梁启超笔下的屈原、杜甫、陶渊明，朱光潜笔下的吴季札、王徽之，宗白华笔下的歌德，方东美笔下的普罗米修斯，是美从外部规制回到人自身，潜沉到人的生命底层，以情感贯通理性和道德的力量，终而成就人、体味人、活成人自身的过程。

中国现代美学将中华文化的人文哲韵和西方美学的观审思辨相糅合，激荡着与民族、与时代共脉搏的热血诗情，构筑了美学和美育共频的话语意趣。走向现代、汇融中西的中国式现代美学话语创构的关键是，知、情、意的统一如何可能和美的生命如何化成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现代美学家大都受到康德美论的影响，以情之独立和美感之无利害性为旗帜，但他们的思致又大都叩问了如何在知行合一中涵成美情、统合知意的问题，这正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突出特点和巨大贡献，也正是中国现代美学与西方美学对话的关键，是中华美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突出成就和民族标识。在创美审美的鲜活人生实践中探研上述理论命题，正是梁启超、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方东美等中国现代美学家们的基本共识，尽管他们的具体观点不尽相同，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差异或分歧，但这不妨碍“美情”化育和“大我”诗成的核心命题之探构。这一命题及其致思路径，作为中国化美学话语的现代建设和学理建构，迄今都有着重要、独特且深刻的意义。

以美情立根的大我，既是鲜活的具体的入世之我，也是形上的超拔的诗性之我。郭沫若主张，“诗的创造是要创造‘人’，换一句话说，便是在感情的美化（refine）”。范寿康提出，美情是一种生命情感的“美的‘深’”。徐庆誉认为，“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底情感”，“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因此，中国现代美学家们亦赞成，“我们在这一种人格深处才能发出‘人’来”，才能生成作为人的诗性感受和自由意志。“无我”亦然，“化我”亦然，既是物我两忘而道通为一，又是物我共情而移情移人。情是它们的共通基础、共同核心和必不可少的内在桥梁。这个情既不是康德意义上思辨式的粹情，也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原生态的常情，而是在具体的美的实践中由日常混沌之情、思辨抽象之情经由审美之观审、创美之涵化，而升华生成的蕴真涵善之美情。美情，生成滋涵于审美创美之实践，既是鲜活具体的，也是滢澈洞明的。情的美化即美情的命题，是美学和艺术自身的本然命题。情，应美，可美，能美。美情之叩思和实践，使美学回向人。美的实践主体的美情创化，是涵育我、美化我、升华我的美思探构，也是回到人的一种美育践行。我之美成，生生创化，无我化我，哲诗无间。由此，成就了中国艺术和中国审美的哲韵诗心，也成就了中华美学独特而深刻的民族诗情。

以美情立根的大我，既不悬搁具身之我，也不消解个体之我。哲学也叩思我。哲学中的我是恒定不变的我之本质，是一种超个体的普遍人格和共通理性，他是恒善恒真的，但不是具体、鲜活、形象、可感可触的。日常生活中有我。日常生活中的我，是具象个体生命的肉身、感觉、思维、意志等，是个体生命在具体时空中的行止、情绪、思想、情意等，但不一定具备普遍性与共通性。美的我或曰大我，是哲诗时空和现实时空的我之合一，是我的感性与理性、形下与形上、出与入、有与无的和融，他既是具象鲜活的我，又是诗性超拔的我。西方文化传统，偏于灵肉二元，物我二分；中国文化传统，则道器不隔，形上形下兼济。与此相应，西方文化思辨理性突出，讲求逻辑与科学；中国文化则温情于人，温情于生。在中华文化和中华美学视野中，大我不仅是与他我的和融，也是与自然的涵契；既是入世的，又是超拔的。大我的生成可以是小我的展扩拓衍，也可以是小我的化成涅槃。庄子曾借尧和舜的对话，提出“美则美矣，而未大也”的命题。他把“大”定义为“共美”，是指“天地”“道”“无为”的自然呈现。这个大美，或曰共美，不是像舜所做的仅仅是对某一个人施善，也不是像里之丑人只是机械模仿西施颦眉之形。大我不否弃小我，不否弃个体的千姿百态和各异个性；也不是让小我出世逍遥，只追求个体的绝对自由。大我，是我的美情涵成和艺象诗成。在庄子那里，大我的生成是我由肉身到心灵到本体的归真，本体之我乃为真我——“真己”——体道合道之人。“自庄子看来，吾人之必须尽丧小我妄我，乃所以能复其大我真己也。大我真己非他，道本是也。”这个大我真己，也即“真人”“至人”，是那个最高意义上的我，也是最自然本真的我。大我，通于大道之本，又保有自己最原初的本真，而非离己就众。无本真之我，即无大我，亦无大美。中国现代美学承中华文化之本根，梁启超强调“至诚”为美情之奥义，王国维强调“真味”为美情之关键，都是把具象鲜活又诗性超拔的真己之美情涵成，视为大我创化之核心。

以美情立根的大我，为美学确立了人生论的基点，它将真、善、美的三维关系及其践行纳入自己的视野。在20世纪初年中国现代美学话语的发生中，伴随着西方文化的科学、理性等新思潮的涌入，中国古典美学偏倚美善关系的致思路径得到了拓衍和提升；同时，以康德等为代表的西方美学的静观、无利害性等学说，也在中西文化的对撞中给中国美学和思想界带来了强劲的冲击。真、善、美三维和合及其美情创化，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和文化语境中，生成为中国现代美学话语的重要美论向度，在王国维、范寿康、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诸多中国现代美学家的论说中，均有不同角度和层面的关切，而他们最终的目标，都指向了美的人生的建设和美的主体的涵成，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善统一论和大道至美论形成了呼应，显示了中华文化泛艺术、泛审美的人文根基及其始终萦绕执守的人生美育意向。雷家骏说，“至善”非“屈人从己”，而是“一己本性上必然的流露发挥”；由此，“艺术与道德相一致”。朱光潜说，“道德家的极境，也是艺术家的极境”。中华文化相信，道德律源自天地人性，通至艺理美韵。这也构筑了中华美学由古典至现代的大道—大美—大我论的思致根基。从美善统一论出发，朱光潜进而明确提出了真善美的合一论。朱光潜主要以“情趣”的范畴来指析美的情感，强调通过情趣的陶养及其与意象的统一，来打通艺术、审美、人生的通衢。他说，“艺术是情趣的表现”，“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人生作为一种“广义的艺术”，“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并没有隔阂”，“‘至高的善’在‘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朱光潜以真善美贯通和融的“我”之美象生成，来涵成“有情而无我”的美之主体，从而由我情而大情，由小我而大我，成就既能创造也能欣赏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审美化生命。方东美把真善美和合之美情大我，看作象、哲、诗之合一，是哲意、诗情、生活合一的我，也是“宇宙与个人互逆双运，和合无间”的我。“由小我扩至大我，再至与宇宙精神合而为一”，这才“真到了圆满的境界”。徐复观认为“大画家的作品与画匠作品的不同”，“主系来自人生境界的不同”；而“中国人做人，不仅仅从做人做起，而且要遵循道本”。“道”作为中国文化的宇宙本根，也是中国文化的最高本真。由此，也把真的命题纳入小大之辩，与有限和无限、形下和形上、物和我、有和无、出和入等命题相统合，使审美、生命、时空、哲学、诗韵相勾连。方东美慨叹，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天才和智慧：“中国人向来具有一种天才，凡是遇着有行迹、有障碍的东西,并不沾滞，总是把他们点化成极空灵、极冲虚的形象，我们知道如何在物理世界掩其实体，显其虚灵，世界真相因此而展现，‘真’的领域因此而显豁，‘善’的提升因此而完成，‘美’的创造因此而实现，这正是我们中国人在智慧上所表现的特别本领。”这种特别的本领和智慧，究其实质，不外是一种源自生命最深处的挚情与诗情，一种对于人生的温柔执守与诗意洞明，它是一种即时即地即在的爱意、赏味、创化、体审，使得中国人的生命，纵历万千途万般难，亦不会离却温暖的烟火四时。言无须言，观当自观。“这超个人的自我”，这个以美情立基并在美的实践中生成而生动着的境象，就是以情蕴真、涵善、立美的大道诗象。它因美情的活跃而生动，以美情的悦动为枢纽，借助美的实践这个特殊、具体、诗性的通道，来呈现和创化自己，来体审和悦味自己。

真善美一体统合、知情意行和融兼济的美思美趣，是中国现代美学审美与人生互融、美学与美育并举的民族美学精神的基石和突出路向。它既承续了中华文化崇尚德性、重视心性、知行合一的精神传统，也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激荡中，吸纳了西方文化求真尚实、弘扬个性、肯定生命感性等新思潮、新方法。无善不言美，无真难立美。自我—大我—美我之涵成，无我—化我—大我之养成，不离人之主体生命的真善之内核。“无我”—“化我”—“大我”， “大成”—“大有”—“大人”，“大时代”—“大生”—“大美”，这些中国现代美学的高频词，以突出的民族气韵、开放的时代气息、激扬的主体风尚，鲜明地体现出中国现代美学话语与现实相激荡、与时代共脉息的意趣风范。中国现代美学“我”之涵濡美成的系列话语，以“无我”“化我”“大我”等为美思构像的系列表达，是中国现代美学最具标识度和典范性的民族话语之一，也是中华美学回向人、滋养人、解放人、超拔人的诗情哲韵的突出呈现，在中华美学民族精神的承演掘进和现代话语的创生建构中，绵延瓜瓞，呈现出独特鲜活的中国心灵及其韵致风采，为当代美学的中国话语建构留下了富有生命力的重要启示。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3期

责编|王艳丽

网编|陈家威

    以上就是本篇文章【金雅 ｜ 大我·无我·化我：中华美学的大美构象和现代进路】的全部内容了，欢迎阅览 ！ 文章地址：http://nhjcxspj.xhstdz.com/quote/1101.html 
     行业      资讯      企业新闻      行情      企业黄页      同类资讯      网站地图      返回首页 物流园资讯移动站 http://yishengsujiao.xhstdz.com/ ,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