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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的中国文化追求
2024-11-07 23:37

“从那里学习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莱布尼茨的中国文化追求

---莱布尼茨的中国文化追求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lhelm Leibniz,1646-1716)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德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莱布尼茨出生在德国莱比锡一个大学教授家中。1661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大学期间接触到哲学家培根、科学家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思想。在大学里除了学习哲学外,还学习法律学、修辞学以及自然科学。大学毕业后,受邀到法兰克福工作。在此期间,他在哲学、神学、逻辑学、数学和物理等几个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新的进展。1672-1676年旅居巴黎,其间学会了用法语写作,并认真研究了笛卡儿、霍布斯、斯宾诺莎的哲学以及数学、物理等学科,并结识了笛卡尔派的重要传人马勒伯朗士、著名物理学家惠更斯等人。从巴黎返回德国途中,他跟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见面并多次长谈。回到德国后,在汉诺威任职,担任宫廷法律顾问并兼图书馆馆长职务。在汉诺威期间,完成了一生中最主要的发明,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莱布尼茨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建立了被称为“单子论”的哲学体系,他自己称之为“前定和谐系统”。在本体论上,他不同意斯宾诺莎的实体说,主张个体性是实体的根本的原则。所谓单子论,意思是世界由无限的被称为“单子”的实体组成。

莱布尼茨承接希腊古典哲学,下启德国近代哲学。他也被认为是17世纪最天才的数学家。而他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工程技术等许多领域也都有非凡的建树。

莱布尼茨的思想,受到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他的理性哲学直接受到宋明理学的启发。因为十分欣赏中国文化,他极力推动当时的欧洲向中国学习,同时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而又由于莱布尼茨是在诸多领域都有重大建树的哲学家,由这样的人物来提倡中国文化,在当时的德国乃至欧洲,无疑是有巨大的影响力了。

 

 

(1)了解中国文化

从20岁开始,莱布尼茨就开始关注中国。他一直在思考中国对欧洲的意义何在,欧洲能从中国学习什么。对中国的一切,他都很感兴趣:科技、语言、哲学、宗教……“莱布尼茨是17世纪所有学者中最早、以最大的顽强精神和持之以恒地关心中国的人。”

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主要是通过与在中国多年的耶酥会士交流,或者通过耶酥会士们所写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跟他交往最多的耶酥会士包括闵明我、白晋,此外还有张诚、安多、苏霖、南怀仁、汤若望、邓玉函、李明、龙华民等人。

他不断向来华传教的耶酥会士们请教,向他们提出关于中国的问题,请求他们解答。法国传教士闵明我受到康熙皇帝的厚待,曾经被康熙派到欧洲办理与俄国有关的问题。在罗马期间,他在罗马与莱布尼茨相遇,两人多次交谈,随后建立了通信关系。好学的莱布尼茨不放过任何学习中国文化的机会。在给闵明我的一封信中,莱布尼茨列出了一共31个问题,涉及中国的文化、社会、科学等各个方面,请求闵明我回答。当他听说德国有一个选帝侯的顾问知道学习中文的秘诀时,就写信向他请教,列了14个有关中文的问题。

白晋是跟他关系密切的另一个传教士。1697年白晋从中国返回欧洲时,读到了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表示非常钦佩。两人随后建立了通信联系。白晋把他写的《康熙传》赠送给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则把这本书从法文翻译成拉丁文,收入到了《中国近事》的第二版中。白晋1703年向莱布尼茨寄来了八卦图。据莱布尼茨介绍,他由此正式研究八卦符号,并发现自己的二进制体系与伏羲八卦图的一致性。几天后,他就写了论文《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和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数字的意义》,发表在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上。

耶酥会士龙华民、栗安当则是莱布尼茨进行辩论的对象。他读到了龙华民的著作,看到他认为中国哲学为无神论,认为这是重大的错误,于是撰文进行详细的辩驳。而读到了栗安当1701年所著《关于中国传教事业之几个要点的评论》的时候,也忍不住指出其中的错误,为中国文化辩护。也正是跟这两个反对中国文化的耶酥会士的辩驳往来,他的宋儒理气观也得以展示出来。

 

(2)推崇中国文化

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的知识是“一种不可估量的财富。”“它不仅对于我们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而且对于中国人自己的这一切也极其重要。因为这是一种知识学问的交流,它可以一举向我们提供他们数年的成果,并且可以说是能够成倍地发展我们双方的真正财富。”(387-388页,《中国哲学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他在写给闵明我神甫的信中这样说:“我向往着每天同您交谈。能够见到并聆听一个人向我揭示许多世纪以来在远东埋葬的珍宝和奥秘,对于一个求知欲望强烈的人来说,再没有什么别的比这更令他渴望的了。”

1697年,莱布尼茨利用传教士们的书信和报告,编辑了《中国近事》一书。这本书的出版,在欧洲引起轰动,许多人因此对中国兴趣大增。该书的绪论说:“本书收录了一份发回欧洲的有关中国官方最近允准基督教传教的报告。此外,还提供许多人们迄今所不知道的消息:关于欧洲科学的传入,关于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与道德观念,尤其是中国皇帝本人的道德观念,以及关于中国人与俄国人的战争与媾和。”

《中国近事》一书共198页,分成7个部分:

1、绪论--致敬礼于读者

2、北京基督教会会长苏霖神父关于基督教在中国自1692年3月22日起奉旨准许传教自由之报告

3、中国当今皇上钦命在华印行之南怀仁《欧洲天文学》一书选录

4、闵明我1693年自果阿寄给莱布尼茨的信

5、安多神父1695年自北京发来的书信

6、1693、1694、1695年俄罗斯使臣的中国旅行记略

7、张诚1689年9月2、3日发自中俄交接地尼布楚的关于中俄战争媾和经过的报道

绪论中说:“然而谁人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着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之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技艺方面能与之相较不分上下,而在思辩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是非常可信的历史,这当然有跟基督教《圣经》的神迹说相比较的意味。对中国历史的这个看法,是看了《中国之哲人孔子》之后。书中采录有中国年表。莱布尼茨认为:“除犹太人外,中国人的史书在确切性和古老性方面超过其他所有民族,因为他们的政府几乎是无间断地延续下来的,虽然其中也出现一些变化。”

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和实践哲学,莱布尼茨十分欣赏。“中国人较之其他的国民无疑是具有良好规范的民族。他们在其庞大的社会群体中所取得的成效比宗教团体的创始人在其小范围内所达到的要大得多。”(5,同上)“我希望我们也能够从他们那里学到我们感兴趣的东西,首先是学习他们的实用哲学和合乎理性的生活方式。”“鉴于我们道德败坏的事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象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的神学那样,这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新教徒的莱布尼茨,希望欧洲跟中国交流,一方面是处于传播基督教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看到中国文化的优点,希望欧洲学习以提升自己。对于一些耶酥会士攻击中国文化,莱布尼茨辩驳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相比,面积相当,但人口数量则已超过。在许多方面,他们与我们不分轩轾。”

他推崇汉字,寻求各种机会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字,他还曾主张将汉字作为世界文字。

对中国的君主制度,他表示称赞。他说:“谁又会对以下事实不感到惊讶:那样一个大帝国的,其意义已超出凡人的君主被视为有生有灭的上帝,只要有他的一点示意,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而正是这样的君主通常通过教育而培养成为大德大智的人。他尽管高高地踞于万人之上,却极为遵守道德规范、礼贤下士,简直令臣仆们望尘莫及。非亲眼目睹,人们不易理解主宰今世万物的最高统治者对后人是多么地敬畏。他自身行为如此节制检点,不是担心王公大臣和议会,而是极为害怕官吏将其不名誉的言行载入藏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小匣子内的史册,从而遭到后世的唾骂。”

通过传教士的叙述,他了解到关于康熙皇帝的事迹。他对康熙皇帝称赞不迭,认为他是一个好学的明君。当然还有康熙允许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态度,更是得到作为新教徒的莱布尼茨的好感。在《中国近事》的第二版中,莱布尼茨增加了白晋所著的《康熙传》的拉丁文译本,由他自己翻译。在《中国近事》序言中,如此评价康熙:

“现世皇帝康熙就是这么一位空前伟大的君主。他对欧洲人颇怀好感,但起初还是不敢违反辅政臣僚的意愿,以国家法规形式公开允准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直到他亲政之后,方才办到这点。事实证明,正是康熙帝的这一雄才大略才使得欧洲的技艺和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自幼就受到中国各门学问的熏陶,知识水平超出常人,因而他在选拔官吏的科举考试中成了异常严厉的主考(在中国,主考是学问最高的标志),并且可以用令人敬佩的文辞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甚至能够亲自修改最为博学的基督徒呈递的请愿书。由此看来,他谙熟中国人的学问,而不是不学无术的庸君。他从科隆耶酥会士汤若望的学生、比利时耶酥会士南怀仁那里接触了欧洲的科学。在他之前,整个中华帝国境内大概还无人对此有所了解。这样,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我还记得,意大利杰出的耶酥会士闵明我在罗马以钦佩的口吻曾亲口对我赞美过这位君王的贤德圣智。他谈到了他言行公正、对人民仁爱备至、生活节俭自制等等美德。他强调说,康熙帝的求知欲望强烈到简直难以置信的地步。他这位受皇族宗室、文武百官顶礼膜拜的帝王与闵明我每天三四小时幽闭一室,如同师生相对,摆弄机械仪器、共同钻研书籍。他的学问长进很大,竟能掌握欧几里得几何学、三角学算法,并且可以用数字来表示天文现象。不仅如此,他还亲自编写数学教科书,以期亲手将这一重要学科的基本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们,使智慧在整个帝国及自己家族内得到继承,正如新近从中国返回的李明神甫在一份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他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自己死后仍旧继续造福于他的臣民。我认为,整个人类中没有其他比这更为宏伟的计划了。”

至于中国为什么当时在战争科学方面水平不高(当然这观点很值得怀疑。本文作者按)他有别于许多人的独特见解:“这并非出于无知,而是他们本意不愿如此,因为他们蔑视人类中所有那些产生或导致侵略的行径,还因为他们厌恶战争本身”

他主张西方与中国交流,互相学习。在《中国近事》的序言中,他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我们相信,这是命运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又是地域相隔最为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

他认为欧洲应该向中国学习,竭力计划在法国、德国、奥地利、俄罗斯设立有中国研究部门的学士院。也正是莱布尼茨在欧洲开创了对中国文化进行认真的学术性研究的风气。

1692年写给闵明我的信中,表达了希望东西交流的愿望:“相隔遥远的民族,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您为他们带去了我们的记忆,在我眼中,您和那些与您同行的众多仁人志士仿佛凝聚着全部的欧洲知识。反过来说,从中国这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帝国那里带回由他们的传统保持并且发扬光大了的物理学奥秘,也是你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把基督教欧洲看作人类中心而反对中国文化的人,他给予了反驳:“中国的版图很大,不比文明的欧洲小,在人口与治国方面还远超过欧洲。中国具有(在某些方面令人敬佩)公共道德,并与哲学理论尤其是自然神学相贯通,又因历史悠久而令人羡慕。它很早就成立,大约已有三千年之久,比希腊罗马的哲学都早。虽然希腊哲学是我们所拥有的除〈圣经〉之外的最早著述,但与他们相比,我们只是后来者,方才脱离野蛮状态。若是因为如此古老的学说给我们的最初印象与普通的经院哲学的理念有所不合,所以我们就要谴责它的话,那真是愚蠢、狂妄的事!”

总的看来,无疑莱布尼茨对当时中国的评价,是有一些夸张的地方了。耶酥会士美化了中国文化,这又影响到了莱布尼茨。但是至少从哲学思想的层面看,却可以看到,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怀着深深的认同,并从中获得了启示。

 

(3)“理性”哲学中的中国因素

 

莱布尼茨受中国文化最大的影响,也许就是他的理性思想,直接受到了中国宋儒理学的影响。

他曾经起草一篇给法国当时摄政的顾问雷蒙的长篇书函,其实也是论述中国哲学的一篇长文章。他把这封长信称为《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这篇著作中,主张宋儒思想的“理”与基督教的“上帝”为同一个概念。他说:“根据中国人的看法,‘理’是有世以来循着一律性的动规一直不停地推动着‘天’的唯一之‘因’;它也使‘地’稳固,使万物各有其果――这一切都不出自万物,不属于万物本身,而完全来自‘理’。……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说‘理’是最高神?”“总而言之,它可以被视作我们的‘造物主’。” “中国人认为,‘理’超越了智慧,这是一种超智慧。”

莱布尼茨努力把宋儒思想中的“理”比照造物的“上帝”,只能算作他的一家之言。宋儒理学的“理”,其实是指一种无处不在的自然规律,而非能创造万物的有人格的“神”的概念。“理学”实际上是无神论。朱熹认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理,是万物生成的道理,是“天理天则”。但是,这种“理”又和“气”不可分,形而上与形而下是一体的两面。“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答黄道夫书》)“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朱子语类》卷一)

《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中,涉及中国古籍有《论语》、《中庸》、《性理大全》等,被引用最多的是《性理大全》,并多次提到和引用朱熹的话。莱布尼茨这篇文章,也可以看作他研究中国宋明理学的重要成果。

作为基督教徒的莱布尼茨,把宋儒的“理”和“神”联系,一个动机可能也是本着传播基督教的立场,希望调和两种体系,从而让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基督教。但是问题是,一旦跟理学联系上,宗教的蒙昧就要脱去棉纱,从而就有了无神论的意义。无论他如何将上帝和理相互调和,终究让人在宋儒理学中或者说儒家哲学中,看到了无神论,看到了不需要神的启示的思想。费尔巴哈评价莱布尼茨“用自然主义来限制自己的有神论”。而这自然主义,不能不说与中国文化有很明显的联系。法国学者维尔吉·毕诺说:“这种对中国人保持的自然神学的关注就是莱布尼茨崇拜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趋向于认为,中国具有某种超过欧洲的先进性。”

中国学者朱谦之认为,莱布尼茨根据宋儒的“理”建立了他的哲学中心,也就是所谓的“理由律”。他论述说,在莱氏1670年所写的书都只言及对称律,但在1687年耶酥会士柏应理的《中国之哲人孔子》出版以后,在那里《大学》、《中庸》及《论语》都有朱子注的拉丁文译本,而莱氏正是读了这书以后,才发明“理由律”,这分明是受了宋儒程朱所说“理”的影响,故以理由律为其哲学全体系的核心。

在杜登斯版本的《莱布尼茨全集》第一卷第152页中有一处提到孔子,其中“把他描绘成了把具有充分理由的原则作为自己的准则并将之扩大运用到伦理真谛中的人”。这似乎也可进一步说明其“理由律”与所谓儒家思想的关系了。

《中国哲学家孔子》明显给了莱布尼茨很大的触动。该书出版后,他在一封信中就特别提到:“中国哲学家之王—孔子的著作,今年在巴黎出版了。”他还明确地说他仔细读了这部书。他高度评价孔子说:“这位哲学家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希腊哲学家的时代,他总有熠熠闪光的思想和格言。例如,他说惟有在严冬里观察保持绿叶的大树,人才能明白事理。同样,在平静和幸福的日子里,所有的人看上去似乎都是一样,但正是在危险和混乱中才能看到大智大勇之人。”(很显然,他在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柏应理把《大学》、《中庸》以及朱熹的注解都归到孔子思想的名下,其实是不正确的。《大学》的作者是曾子,《中庸》作者是子思,而朱熹远非单纯继承孔子的思想,他的思想受到佛道文化的深刻影响。

对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他的研究者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日本学者五来欣造说:“莱布尼茨与沃尔夫两人世界观的发展史,是有二重来源,一个是柏拉图的影响,一个是中国哲学的研究”。(转引自《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223页)对中国文化不持好感的学者古劳埃也说:“在欧洲为无道德、无秩序所包围的时候,这位哲学家不是以中国为社会组织的典型,梦想着中国小孩一般地敬神之纯粹文化的黄金时代而受诱惑吗?”

不少别的学者也认为莱布尼茨受到理学的很大影响。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说:“我将尽力表明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12世纪的朱熹-曾经发展了一种近似于有机主义的哲学(有机哲学就是辩证唯物论),而非欧洲思想中的任何其他东西。在他前面,他有着中国的相互联系的协调思想的充分背景。在他后面,则有着莱布尼茨”。

李约瑟认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是有机主义在西方舞台上的第一次露面,单子的等级制及其前定和谐有似于理学家的理在每一种模式和有机体中的无数个别的表现。”李约瑟认为,“他长期都受中国思想的启发,他由此而得到的远远不只是单纯相信它(程朱理学)与基督教哲学相吻合而已。”“他的‘预先建立的’和谐说(虽然是用有神论的词汇写的,但这是当时欧洲环境所必需的),在那些谙熟中国宇宙观的人,便觉得不陌生。”

德国汉学家赖希魏恩在《中国与欧洲》一书中说:“莱布尼茨实为承认中国文化大足贡献西方文化发展的第一个人。他的‘单子论’极其和中国儒释道三教的德性论相同。他所提出的‘预定的调和’(前定和谐)又极象中国的‘天下之道’。”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是无时无处不在的。莱布尼茨用“单子”来概括世界万物的共性,已经很趋近中国文化中的“道”的某种特点了。当然,他又把这个单子的初始存在归结为上帝,这是他的局限之处。根据他的前定和谐理论,上帝创造了每个单子并对其发展过程做了安排,使它们以一种无需干预的前定和谐方式形成自己的协调发展状态。这听起来的确又很象宋明理学主张的“天理天则”。

虽然“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无论何人,都有可能接近真理,但是知道莱布尼茨读了中国文化之后发展了他的这些理论,而他又如此推崇中国文化,当然可以推断他的理论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了。

可以说,由于莱布尼茨、沃尔夫等对他们所认为的中国理性哲学的推崇,也把中国的哲学精神引入到了德国乃至欧洲的哲学思想中,并成为其中一个基本因素。

 

(4)八卦方圆图与二进制

 

关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中国的八卦图的关系,有许多的考证,但是对于莱布尼茨是受到八卦图的影响而发明二进制还是单独发明二进制,迄今似乎也没有定论。胡阳、李长铎的著作《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给出了比较可信的材料,表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八卦图的启发。

根据莱布尼茨自己的说法,他1679年前就发明了二进制算术,但是1703年4月1日才收到耶酥会士白晋所寄的伏羲八卦图,到这时他才开始正式研究八卦符号,并发现自己的二进制体系与伏羲八卦图的一致性。几天后,他就写了论文《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和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数字的意义》,发表在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上。很多的研究者就是根据莱布尼茨自己的说法,认为莱布尼茨不是根据伏羲八卦图的启发而发明二进制的。

但是胡阳、李长铎的著作《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中,证明了虽然莱布尼茨到1703年才见到白晋带给他的伏羲八卦图,但是并不表示这是他首次看到伏羲八卦图,而是早在1687年,莱布尼茨就已见到伏羲八卦图了。

1687年,耶酥会士柏应理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其中共计13页对伏羲八卦图做了介绍,书中配有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及文王六十四卦图。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及文王六十四卦图中,在相应的卦象上,标有阿拉伯数字1到64。

而在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中,通过0与1引申,就可以表示一切数字,如000,001,010,011,100分别代表0-4这几个数字。而在易经八卦中,通过阴阳引申,就可以表示宇宙万有的原理。如果把阴爻看作0,把阳爻看作1,所有的卦象于是也就可以看成0和1的组合。比如坤卦就是000000,乾卦就是111111,大有卦就是111101等等。伏羲图的六十四个卦象,也正好可以看作二进制算术从0到63的数字。

而莱布尼茨于《中国哲学家孔子》出版的当年,就阅读了这本书。在致友人冯·黑森—莱茵费尔的信中,向他介绍说自己阅读了这本书。而在这封信中,还出现了“Fohi”的字样,这个词译为中文就是“伏羲”。通过这一些事实,不难证明,莱布尼茨当年就见过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及文王六十四卦图。

但是莱布尼茨在1698年5月17日的一封信中声称,对于二进制的思考已经二十多年了。1703年5月18日回白晋的信中也表示,他二十多年前就发明了二进制。在其博物馆里也有1679年发表的《二进位数学》。根据这一情况,柏应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关于易图的内容,应该对他发明二进制没有影响。

但胡阳、李长铎的著作《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也有材料证明,早在1679年之前,也就是他发明二进制最早时间之前,欧洲就有关于八卦图的书籍出版,而莱布尼茨1679年之前也见过易图。

胡阳、李长铎的著作《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介绍,1660年学者斯比塞尔在荷兰出版了《中国文史评析》一书,书中记载了I Ging(易经)。斯比塞尔跟莱布尼茨交往相当密切,而这本书是莱布尼茨为了解中国参考过的一本书。书中两个部分介绍了易经,介绍了龙马负图出河、伏羲得图做八卦以及太极阴阳八卦学说。

另外,从《中国文史评析》一书中,可以看到1660年以前,斯比塞尔参考的中国文化文献包括耶酥会士卫匡国1658年出版的《中国上古史》以及曾德昭1642年出版的《中华帝国》。《中华帝国》中只是简单介绍阴阳八卦学说,而在《中国上古史》中就很详细。书中详细介绍了阴阳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太极八卦演化过程。有学者认为《中国上古史》可能第一个向欧洲介绍了六十四卦图,并影响了莱布尼茨。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体系,其思想有很大可能受到了伏羲八卦图的启发。

 

附录:致闵明我的一封信

 

最尊敬的神甫,我极为珍视和您交往。我是如此地看重与您的交往,以致于我希望天天都能同您交谈。如果我不曾学会应该考虑到您的工作繁忙而去抑制自己的愿望的话。对于一个求知好学的人来说,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能够比拜望并且亲耳聆听一个人向我们讲述埋藏于远东已经长达许多世纪的珍宝和奥秘更加令人渴望的了。迄今为止,我们与远东仅只贸易的关系,而且也只是与印度在调味品和各类食品上有贸易往来,科学知识方面的交流始终不曾有过。欧洲应当感谢您开始了这方面的交流。您把我们的数学传授给中国人,反过来,中国人通过您将他们经过长期观察而获得的自然界的奥秘传授给我们。物理学更多地以实际观察为基础,而数学恰恰相反,则以理智的沉思为根基。后者乃我们欧洲之特长,但在实践经验方面,我们实不如中国人。因为古老的传统在已经昌盛了数千年的中华帝国得以保存,而在欧洲却由于民族大迁移的缘故,已经大部分失传了。为了不至于日后因错失此次您热情相助的良机而感到后悔,我随信附上了一页纸,上面记着我的一些小问题。假使您有空闲――但愿如此――我盼待您的解答。另外,我不知道您是否读过欧洲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为探讨某些事物而写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希望能够借鉴中国人对这些事物研究的成果以促进我们科学的发展。此信现在不在我手边,而在德国。如果你们中间还无人对这信做过答复,那么我负责将它寄给您。这样至少现在就可以有一个丰硕的成果由中国传入欧洲。祝您健康,最尊敬的神甫。愿继续蒙获您的恩典。

最忠实的崇拜者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

 

问题(请注意此处不是另一篇,是属于信的内容!)

1.中国人是否的确在人工造火方面优于欧洲人,他们是否可以人工造出就连我们的造火专家(拉丁文称之为"Hephaestus”)至今还无能为力的一种绿火?

2.人参是否如同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确实具有巨大的疗效?

3.是否有不少珍贵植物可以移植到欧洲或者至少移植到基督教地区,其中哪些就其作用来说最值得首先移植的?

4.卜弥格神甫是否写有《中华植物志》(Flora Sinia);还有哪些谈论中国事物的珍贵书籍尚未发表?

5、关于质地坚硬如铁、适合制作小号的那种木材,情况如何?

6、关于那种不知其名的金属,它产于东印度,普遍用于盛装煮熟了的茶水,其形状与那种涂了含有银成分的铅的铁罐相似,但不是由生铁做成,而且易于弯曲。

7、中国人是否先把纸和布用水泡软,而后再将它与其他的线织在一起,是怎样织的?在造纸方面,他们有些什么特长?

8、他们每年两次收集蚕丝,采用什么方法?

9、用来制作瓷器的泥土有何特质,是它本身就有光泽呢,还是在制作瓷器过程中添加了石灰和金属?

10、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方法鞣皮子,然后为其充气,使之成为充气软垫?

11、他们是否从具有特殊功用的蠕虫,或者从其他适合于机械加工的人工材料或砂浆中加工出某些衍生物质,用它来防水防火,也用于覆盖养鱼池,防止水往外泄漏?

12、关于日本铁皮的制作。

13、中国在玻璃制作工艺上与欧洲有何不同?因为中国的玻璃制品更加易碎,并且易于熔化。

14、是否有些已证实有效的医疗方法可以象我们同胞仿制艾绒那样,在欧洲进行仿制或者直接传入欧洲?请谈谈中国人的外科手术。

15、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是否根本没有进行证明的几何学和任何形而上学的痕迹?中国人是否当时就掌握了毕达哥拉斯的那个定理(即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三边的平方和)?

16、关于中国人观察天的历史;他们是不是因为要编撰一个完满的天象故事,而无法对天体进行观察?

17、关于不会褪色的染色方法。

18、关于将金箔印到丝绸上的方法。

19、中国人怎样生产棉絮?这是一种用以填入衣物、枕头及其他用品的丝质材料。

20、中国人是否总是把印刷字母刻在木头上,或者为图省事直接把印刷字母揿入某种软质材料?

21、人们是否对亚洲北部与北美洲之间的海域以及日本对面的地貌一无所知?谈谈修订这些地区地图的情况。

22、列举几个已经翻译成拉丁文的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自然科学著作的较为重要的片段。

23、关于中国的那种靠风驱动的地面风车。

24、中国是否有些奇特的机器值得欧洲仿造?

25、学习汉字有什么捷径可走?

26、中国人怎样用稻米酿制其质量不亚于我们的烧酒?他们的化学属于哪种类型?他们采用什么方法离析金属?是否总是先用容器盛装再用水冲的方法?他们是否从沙中淘金?陶洗时有何独到之处?

27、列举几个中国人用于耕作和园林建筑的实用的人造工具。

28、列举几种值得欧洲人借鉴的舒适的生活方式。

29、关于中国人的攻防机具以及其他用于军事和航海方面的实用技术;关于他们制造的那种可以折叠的蓬帆,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支架,使其免受震动的影响?

30、关于中国人的金属及其他种类的矿物,他们是怎样提取食盐、碳酸氢钠以及其他类似物质的?

 

                           沃尔芬比特尔,1692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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