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俗”化现象；利弊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有一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解释和应用的趋“俗”现象。在本文中，“俗”字用引号标出，表示它是一种特殊的现象，且不同于我们一般字典上所解释的含义。“俗”化现象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学术界曾经对与“俗”化有关的局部问题有过讨论，如哲学的现实性问题、哲学的应用性问题。然而，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仅仅抓住局部问题进行讨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以更宏观的视野，以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来看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俗”化现象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将它带入新的哲学时空？

　　一、“俗”化释义

　　自进入中国国门的那一天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被给予如下的期许：它应该解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它能够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果，它负有掌握自然、社会及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并用以指导一切行为的重大使命。因为怀抱强烈的效用性和功利性诉求，国人习惯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工具化、技术化的理解和处理，也习惯于对整个思想理论的可操作性的依赖，更习惯于通过国家制度的力量，推广和运用哲学，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的“牵引”。所有这些，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俗”化现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个地方的传播，形成了世界各个地方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了各个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定的解释向度和解释风格。中国也有自己的解释向度与风格。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初传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尽管各个时期所面临的时代性问题不一样，从而各个时期的哲学表达和话语方式也有差异，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哲学的世俗化、通俗化、实用化。

　　当然，对于“俗”化一词，我们不能作浅表的理解，把它理解成通俗化、庸俗化甚至粗俗化，如果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成了一桩不堪回首的事业，乏善可陈。实际上，“俗”化具有相对复杂而又多重的含义。

　　在本文的语境中，“俗”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解读和诠释倾向的描述和形容，它的提出，借鉴了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的“雅”、“俗”范畴。

　　雅、俗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一对常见的范畴。从源头上说，它们的产生是与国家治理有关的，准确地说，与风化、教养联系在一起。东汉经学家郑玄的《周礼注》认为：“雅，正也，古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毛诗序》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兴废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郑樵在《通志序》中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

　　综合以上说法，风，即俗，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风土与言行。与之相对应的“雅”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的，是面对天下具有正统和典范意义的音乐、礼仪及有关制度。所以，在雅与俗的对应中，“雅”是用来教化和校正的，“俗”就是民间的风俗与民间意识，是应该被整合、被教化的。因此，雅、俗的关系也就类似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多样化的民间意识的关系。在雅、俗观念的萌芽时期，二者的区分，恰恰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建构活动的一个侧面。如在西周，周公制礼作乐、偃武修文，就是为了以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去整合各种社会意识，社会必须建设统一的文化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以雅化俗，是儒家王道政治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和文化策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利用政治强势来推动文化整合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立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所必须运用的手段。以雅化俗便是这种手段的具体体现之一，作为政治行为的以雅化俗虽涉及方方面面，但最重要的是提倡雅言和推行雅乐。”

　　可见，从辞源学上追溯俗的含义，俗就是被教化、被整合的对象，是指在野的、未被教化的质朴的、无序的对象和状态。无雅就无所谓俗。雅与俗结合构成一种教化的模式，即“雅——俗”模式。

　　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它自始至终有一种“教化”、“雅正”的动机，即试图以一种在我们看来是先进的思想理论来改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结构。既然寓有教化的动机，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采取的模式，理应与中国传统的“雅——俗”教化模式有一致之处。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传统的“雅——俗”教化模式中，统治者通过制礼作乐所确定的“雅”，是一种始源性的、具有不可易移性的绝对标准，通过推行雅行、雅言与雅乐来规范和校正俗乐、俗行与俗言，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体系的内部得以发生的。马克思主义虽也是一种“雅”，但它不是从本民族的土壤中诞生的，不是本民族主动“制礼作乐”的产物，它只是一种思想理论的移植，一种意识形态的“嫁接”。在实施教化之前，就有一个对该理论的选择、移译、辨识、加工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刚被引进的时候，相对于引进地的民族文化来说，其合理性与权威性并未得到确证。于是，就不能不开始一个与中国的民族文化土壤相调适的漫长过程，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俗”化的过程。因此，与传统的“雅——俗”教化模式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形成的是“雅——俗——雅”教化模式。这种模式的前半部分是“雅”被“俗”化，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雅”化“俗”。

　　由以上的说明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秉承了传统文化中“雅——俗”教化模式的教化意义，同时又有该模式所不能涵括的内容。这种不同大体表现为：传统的“雅——俗”教化模式的行为路径是“雅”化即以“雅”为中心，以“雅”来校正、改变一切，即世俗、现实的理想化和标准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化模式的行为路径是“俗”化，即以“俗”为中心，“雅”协调、妥协并服务于“俗”，也即理想的现实化和世俗化。这是两种不同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取向。

　　二、“俗”化的种种表现

　　作为教化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以“俗”化为特点的行为取向与价值取向具体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哲学功能定位的工具化、实效化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与作用的定位不断地工具化，日益追求它的实效性。

　　关于哲学的功用，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从古至今不少学者都发表过富有智慧的关于哲学作用的见解。尽管见解各异，但归纳起来不外两种：人文主义的和科学主义的。人文主义追求哲学的价值之“用”，科学主义追求哲学的工具之用，即实效之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哲学功用的看法，最经典的表述莫过于马克思本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纲》中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的这句话，可以分别从价值性和工具性的角度进行解读。改变世界的方式有多种，产生作用的形式也有多种，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中国的现实需要，我们逐渐只从“工具性”这一种维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用。这种理解，最明显地表现在对哲学的定义上：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把哲学视为科学的科学。我们的思维习惯中，科学与技术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是同义语。于是，对哲学的理解和把握，中国人脱离开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价值与人文传统，而走上了技术化与实证化的思路。虽然我们并未像西方实证主义哲学那样公开标榜哲学的实证化，然而从对学科的理解，学科各部门的设置以及对于哲学学科所寄予的理想，都是技术性的、实证性的，即赋予其可操控性和实效性。

　　在我们的理解中，科学源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哲学则源于对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在内的巨大的“自然”现象的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样运用于哲学的研究。自然科学通过把握自然的规律达到控制自然从而形成科技，哲学则通过对大的“自然”的研究而掌握一般性规律，达到控制自然总体。这也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在哲学上被称为智慧。一般而言，在工具化的哲学意识中，智慧、知识、技术是没有什么分别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了掌握控制总体“自然”的技术，而“辩证法”就是哲学中的核心技术，熟练掌握并运用它能够在自然、社会、自我的种种形式的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曾经一个时期，我们把辩证法运用于分析自然物质的构造、生物物种演变进化、社会的阶级对抗、重大的军事斗争乃至日常生活中各种小事。

　　（二）哲学诠释路径的世俗化

　　所谓诠释路径的世俗化，是指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和传播过程中，总是从具体、实际和特定需要的维度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弃哲学所必要的抽象和超验维度。

　　众所周知，马克思并没有筑构完整的、典型的哲学体系，他本人甚至反对只从观念出发建立封闭体系、满足于“头脑中的风暴”的做法。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免不了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解释和新的建构。恰恰是这种新的解释与建构，我们逐渐将哲学引入现存化、具体化，而回避了哲学的抽象性和超越性。

　　由于理论被引入功利性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活动走入一条现存化的途径就不可避免。我们自觉地把哲学与现实的阶级斗争实践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当无产阶级革命完成以后，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活动中心的时候，就把哲学同现实的物质生活结合起来。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牢记着不让哲学进入不食人间烟火的境地。马克思有一句经典的教诲：“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于是，我们始终强调从我们的生存活动、生存经验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哲学。这无疑强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俗性理解，也引导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围绕人们的世俗生活进行理论建构和解释活动。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呈现的面貌与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传统哲学迥然有别。传统哲学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是指向空灵和超越，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指向世俗和具体。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说过：“哲学不能烤面包，但离开它的指引，没有人活下去。”在他看来，哲学是有用的，但不是世俗之用，不是技术化之用。从古希腊柏拉图有关“理念”的叙述，到康德哲学对人类理性的审视，都突显了哲学表达的抽象性，甚至晦涩性。哲学的本性是否就是它的抽象性，这至今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历史呈现给我们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破解哲学的抽象性，以经验科学的表述方式、构建方式和思考方式来塑造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哲学实现方式的政治化

　　每位哲学家都不会认为哲学是无用的，否则，他就不会从事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然而，不同的哲学家所理解的哲学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其发挥作用所必须依赖的工具和力量也是不同的。中国人则是沿着实利、实用的方向来确立哲学的存在方式和实现方式的。

　　我们都知道，传统哲学都是立足于“解释世界”，通过开辟新的思维角度和思维方式，建立新的观念体系，对于每一位哲学家而言，他所建立的哲学体系，都是以哲学的方式发现的世界新秘密。这套秘密的发现，可以引发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变革，进而引发行为方式的变革以及现实世界的变化。实际上传统哲学也包含了“改变世界”的诉求。古代中国哲人的“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难道没有“改变世界”的追求？传统哲学之所以遭到马克思的批判是因为他们囿于自己的身份意识，“革命”在他们的思想之外。

　　我们应当明白，马克思关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中，“解释世界”内在地包含着“改变世界”，改变世界之前，需要合理地解释世界。二者并不矛盾，马克思并不反对解释世界，只是强调哲学的使命应落实于改变世界，哲学家不应拘于为解释而解释，而应赋予自己更重大的责任。

　　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流传过程中，我们赋予哲学以更多的改变世界的责任，与此相关联，我们对“革命”的理解，也存在着政治化的倾向。对于革命，可以有二种理解，一种是哲学观念、哲学思维的革命，一种是通过哲学的武装引发社会政治的大革命，进而实现人的解放。二者相同的深层理趣是思想的解放和否定性思维。哲学所思考的革命，包含但不限于政治的革命。但长期以来，我们把革命更多地理解成政治的大革命。这样，很自然地，哲学就被意识形态化。在极左思想泛滥的年代，哲学更沦为权力的吹鼓手和图解政策的工具，甚至打棍子、扣帽子的始作俑者。时至今日，在一些官僚的心目中，哲学就是对领导讲话的解释，政治文献和宣传口号的理解以及配合形势的经验总结。曾经一段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第一学科，它的发展与变革受到各种条条框框限制，其批判维度受到扼制，其维护和歌颂职能被充分地放大，哲学要么流于对经典语录的简单复制，要么沦为政府政策论说工具，哲学本有的人文意识和超越精神荡然无存。提倡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而成了最难以容忍革命的领域。解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步履维艰就是明证。

　　（四）哲学关怀的物质化和利益化

　　每种哲学都有自己的关怀对象，虽然一般而言，我们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宇宙大全，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等各种现象，但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哲学从来就不是借助实验工具，采用实证的方法，以纯粹客观的立场进行对象性研究。哲学的研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就表现在哲学必须有明确的理论立场、理论实现所依赖的主体、所要达到的理论目的以及理论中所阐述的社会核心价值标准。这些都是每一种哲学体系得以成立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生活，其理论立场是为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辩护，其理论承担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即人民大众，其理论目的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进而达到人类的解放，其价值评判标准是阶级斗争前提下的人间公平。

　　出于革命性与批判性的自觉选择，马克思的哲学围绕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问题以及与经济问题有关的人类历史活动展开自己的哲学思考，经济问题是研究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绕开的问题，也是对那个时代进行哲学思考所无法绕开的问题。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延续了马克思哲学经济研究的传统，然而，我们在把经济问题哲学化的同时，也把哲学问题经济化了。所以，我们的新哲学充斥着经济意象和经济联想，以致我们的哲学立场虽然还是现实生活，但现实生活往往被表述为感性的物质生活，理论承担的主体是处于交往关系中、有着各种利益关联、从事着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人民。我们的理论目的虽然是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但这种解放的具体途径似乎隐含着经济的手段，即通过经济的解放来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至于哲学所寓含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价值评价标准，曾经是对立统一规律引申出来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始源性经验是经济上的剥削与反剥削。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哲学观念中所寓含的核心价值似乎是发展，哲学话语中的新陈代谢、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螺旋式上升等都在演述着发展的合理性及它的多种表现形式。然而，曾几何时，在我们民族的观念中，发展就是经济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最终还是与经济问题脱离不了干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在传统的教科书体系中，它被认为是一个认识论范畴，似乎与经济问题隔得很远，实际上，实践与经济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的理解中，实践主要有三大形式：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其中，生产斗争是最基本的形式，因为阶级斗争是从生产斗争中衍化出来，科学实验是为生产斗争服务的。所以，一直以来，我们把生产斗争看成是最基本的人类实践形式。虽然“生产劳动”在哲学上与经济学上的使用意义有所不同，但其中的经济背景始终挥之不去。在哲学体系的三大块中，本体论中的“物质”概念，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它的提出本身就是为说明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作的本体论铺垫。在中国当代哲学语境中，离开经济生产活动，物质概念无法很好被理解。认识论中的实践概念，以及唯物史观中的一系列范畴，都与经济活动相关联。这给我们一种强烈的印象，马克思是用哲学的头脑研究经济问题，我们是以经济头脑研究哲学问题。前者使问题普遍化和抽象化，后者则使问题实证化和经验化。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缘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批判和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辩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忘记了哲学应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转型而作适度的话语转换，习惯性地为利益乃至为逐利行为辩护，而忘了对人间更高正义的申述。

　　（五）哲学表达形式的通俗化

　　哲学需要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物质武器，人民群众需要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于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人民群众，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群众思想装备贫乏的现实，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发异域性，使我们时刻注意着将马克思主义以通俗的形式传播给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以致我们形成了一个传统，一讲哲学必讲通俗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宣传家李达、艾思奇等人都身体力行，以通俗形式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领袖毛泽东更是率先垂范，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名作。久而久之，民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共识：“哲学理论向现实的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要经过一定的中间环节，但不论通过多少中间环节，最终都要依靠人民群众及其创造性的活动来实现。人民群众只有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并且把它转化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科学的思维方式，才能在实践中发挥有效的作用。但是，人民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范畴、命题、规律、原理和观点的理解及把握，需要借助于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哲学读本或哲学讲坛才能达到目的。”

　　当历史步入当代社会，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普遍提高，我们是否还应该一以贯之地提倡哲学的通俗化？这里我们当然会面临一些困扰：哲学是否可以被通俗化？哲学的通俗化是指哲学语言的通俗化还是指哲学观念的通俗化？通俗化了的哲学一定会被群众所掌握吗？群众掌握的哲学一定是被通俗化了的哲学吗？这些问题还没有被人认真地思考过。只是大家只认同一个简单的事实，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被通俗化。于是，我们有建国初期全民学哲学的运动，有各种通俗化的哲学小册子，有用身边日常事例解释哲学原理的解释惯例以及各种类型学校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解释课堂。

　　通俗化的传播方式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曾经的全民学哲学的运动中，日常百姓都能运用哲学原理分析身边发生的区区小事。然而，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因通俗化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广泛传播，也同样因通俗化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得面目全非。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学习者，都弄不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为何物。通俗化并未使观念深入人心，并未形成民众的生活化的话语，对一些当代出现的非常浅显的理论还进行通俗化，那将会是怎样一种结果？

　　三、“俗”化现象的利与弊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俗”化现象的分析或多或少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或曰超越性与现实性）、规范性与实用性、抽象性与通俗性、价值性与工具性等诸多关系问题。这仿佛又回到了我们学术界曾经热烈讨论过的话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与现实性问题。虽然本文讨论的主题不在于此，而在于试图从历史经验总结的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总体趋向和实质，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绕不开的问题。

　　那么，哲学究竟应该被“雅”化还是应该被“俗”化？

　　西方有把哲学“雅”化的传统。“哲学不是烤面包”的名言就印证了这种倾向。学者施特劳斯也说过，哲学家绝对不能坦白直言，一个哲学家必须只与少数适合接受他思想的人交流，即使交流也只能采用一种隐秘的方式，因为他相信真理一定是对社会毫无益处的，而是具有十分破坏性的事情。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三大批判，内容深奥，语言晦涩，连本人生活中的行事风格都别具一格，他的言与行都生动地诠释了西方“雅”化的哲学传统。实际上，从古至今，读懂任何一位西方哲学家的著作都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虽然其间的难易程度有所不同。所以，这种哲学，正是马克思所描绘的：“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作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

　　那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如何看待哲学的“雅”与“俗”的呢？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完成了对西方哲学传统的革命，这当然包括哲学观上的革命，马克思坚决反对那种“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的哲学，而强调“哲学不仅从内部来说，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了解作用”。然而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张“俗”化哲学。主张哲学关注现实世界并作用于现实世界并不等于哲学的“俗”化。马克思同样也说过：“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那些“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是不可能随随便便通过“俗”化的方式而能得到的。它要以哲学本有的方式即思辩、提炼、概括、抽象、直观才能把握得到。日常生活世界可能存在某种哲学意识，或哲学元素，但它不是哲学本身。庄子和佛家的禅宗都有过“道在屎溺”的说法，但他们并没有说也不会说“道是屎溺”。这两者是有天壤之别的。说“道在屎溺”的人是哲学家，说“道是屎溺”的人是鄙夫、是俗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种精华也只有用哲学的方式才能把握得到，才能把它总结、提炼出来并予以诠释与弘扬。

　　这里，我们不能混淆两个概念：哲学的建构与哲学的教化。哲学必须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建构，但哲学可以以非哲学的方式实施教化。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所遭遇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情境，出于斗争和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我们对“哲学教化”的关注要始终大于对“哲学建构”的关注，或者说只有教化而没有建构，亦或把教化当建构，这就导致了哲学创新不足而教化过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的现状。所谓教化过度，就是因过多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浅表化诠释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形，说得越多而越不被理解和接受，导致该哲学的边缘化。

　　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雅”与“俗”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与现实性问题仍然困扰着哲学研究者，一方面，有学者在为哲学的“俗”化作辩护，如：“任何高深的学问归根结底都源于实践生活，而且最终要回到实践生活中去，如果把哲学封闭在少数学者的自我思辨和自我欣赏之中，那么哲学就无法发挥干预现实和改造世界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在为哲学的“雅”化而呐喊，如：“马克思哲学确实反对单靠思辨进行研究，主张哲学也要借助于经验观察并掌握大量的经验事实，但要从经验事实中抉发出根本性和普遍性的东西，就离不开包括直觉和思辨在内的‘抽象力’”然而，讨论归讨论，其中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哲学家们的困惑与迷茫仍然存在。那么，在以后哲学的发展中，哲学是应该被继续地“俗”化，还是应该使之从革命和战争语境中走出来，回归它的本位，以哲学的方式来谈论哲学？基于此，我们需要初步探讨种种“俗”化现象带来的利与弊。

　　就哲学功能定位的工具化、实效化而言，它在广大民众中初步形成了有关哲学学科的基本印象，他们按照一般经验学科的规范和原则来理解哲学的结构和运思方式，使广大民众虽然是在比较浅表的意义上但毕竟初尝了哲学的滋味，知道了世间还有一种叫哲学的学问。在这种传播基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被广泛地传播开来，被广大民众所了解，并被反复记诵。他们象记诵数学公式和物理学定律一样，记诵着哲学原理，并像运用公式和定律一样运用着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这样简单、直接而又零碎地进入了人们的头脑。在宗教不被提倡的时代里，它巩固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仰。然而这种对哲学的工具化、实效化处理，却导致了影响深远的弊端，其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对哲学原理乃至哲学本身理解的庸俗化。哲学原理满天飞，唯物主义、辩证法等名词概念活跃在人们的嘴上，但由于缺乏对其思想背景和逻辑关系的了解，哲学非但没有成为锐利武器，反而成为一个民族浅薄的表征。

　　就哲学诠释路径的世俗化而言，它关联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传统。当革命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时候，哲学还保有着它的精神传统；当革命只意味着现实的革命时哲学已冲出了它的“精神”藩篱，投入了世俗的怀抱。因为在我们营造的关于革命的意象中，“现存的感性世界”、“现实的物质生活”、“现实的生活世界”等等始终象幽灵一样缠绕着人们的头脑。这样，我们把哲学拉向了世俗。这样做的结果，它塑造了哲学的亲善面孔。哲学就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是善财童子，是和蔼可亲的弥勒佛，它能为群众解决最切近的问题，这无疑拉近了哲学与大众的距离，推进了哲学的普及。然而，过分的世俗化使哲学趋于无形。正如中国古代的禅宗，它曾经开展了一个世俗化运动，其走向极致是呵佛骂祖，蔑弃经典，最终禅宗归于衰弱。因“世俗”而兴旺，亦因“世俗”而衰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俗化取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其过度的世俗化，实际上是取消了哲学之成为哲学的特质，也就是否定了哲学存在的合理性。思想史的教训，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就哲学实现方式的政治化而言，它毫无疑问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通过制度化、组织化的传播方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它曾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话语进入千家万户，并使人们口耳相传，使基层的普通民众沐浴哲学的雨露阳光，经过哲学教化的民众，显出了统一的意志和昂扬向上的精神，表现了勃勃的生机和活力。然而，哲学的政治化也有它不利的一面，就是制约了哲学本身的活力，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哲学的教条化，扼杀了创新的可能。我们曾经开展过全民学哲学的运动，马列的词句也曾经满天飞扬，但这并没有提升我们民族的精神气质，曾经因为一个哲学观点的不同而酿成血案的事例成为我们民族永久的伤痛，那些貌似思想探索实则权力压制学术的案例，是哲学的耻辱而不是哲学的荣光。这些都是哲学被政治化所带来的副作用。当一种理论以政治化的方式而存在的时候，它就无法以思想本有的方式而获得自身的完善，而只能在权力的支撑下，过着一呼百应的日子，在权力呵护下的哲学也必然遭遇民众“熟悉的陌生”。

　　就哲学关怀的物质化、利益化而言，每一种哲学都有自己的价值关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怀是什么呢？这种哲学的原初关怀是被剥削与被压迫者的解放以及人类的解放。这是关于人间正义的宏大主题，它又是怎样被演绎成并窄化成物质性、利益性主题的呢？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关怀是人间正义，具体体现为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剥削者的解放，而工人的解放首先体现为经济的解放，这样，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过程中，为迎合现实斗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关怀往往被引向了具体的物质性、经济性诉求，这种诉求，因为它的具体和明晰性，更具鼓动性和说服力，也更容易凝聚大家的意志，这正是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所需要的效果。所以，在革命时期，哲学需要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辩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哲学要为富国强民而呐喊，改革开放以来，哲学又要为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而鼓呼。哲学为利益辩护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将哲学的形上关怀定位于具体的利益保护或利益平衡，则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盲目行动。哲学的利益表达必须服从于总体的价值关怀。然而，曾经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高呼着“拒斥形而上学”的词句，哲学的形上关怀被模糊化，而大写的“利益”被突显出来。这样做带来了什么呢？一方面，是利益保护观念的普遍形成，勇于主张利益成为一时的风潮，但另一方面，在利益的上方，却缺乏普遍性的价值约束，这正是我们主动放弃哲学宏大关怀的结果。这里，我们不得不时时警醒，避免落入哲学的“现实性”陷阱。哲学必须讲求现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如此，但如果把现实性追求流于现存性、经验性、具体性，则必然失掉哲学把握世界的独门技能，也失掉了哲学本身。有的学者说得好，“如果让在所有的思想学问中最具基础地位的哲学，也以实用的态度去过问‘实际’而不去探究‘真际’，那学术研究还有什么深刻性、前瞻性可言？”我们人类做任何事，包括构建理论体系，都需要超越经验的纯粹的理想向度，这对当代的中国而言尤其如此。

　　就哲学表达形式的通俗化而言，我们不得不说，中国人有一个哲学通俗化的情结。正是基于对通俗化的认同，我们党曾经通过官方或民间的渠道，系统地推动过哲学的通俗化运动，并且取得过很好的成效。尽人皆知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是例证。它最直观地印证了“批判的武器”是如何转化为“武器的批判”。

　　然而，以上对哲学通俗化的理解，是基于革命的语境。当处于后革命的时代，人民大众的理论水平已大大提高，已具有基本的理论批判能力，那么革命时代的通俗化模式是否还具有它的适用性？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追问，哲学是否能够完全地被通俗化，被通俗化的哲学是否还是原汁原味的哲学？这里，我们需要对通俗化本身作简单的分析。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包括哲学语言或哲学形式的通俗化和哲学观念的通俗化两个方面。我们一般所说的通俗化是指哲学形式的通俗化。我们过去开展的通俗化运动，也是就这个方面而来的，把深奥、晦涩、抽象的哲学语言转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这种通俗化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如果更深一层去分析，我们可能会遇到困境。语言既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同时它也是思想本身。语言的改变可能引发思想的改变，何况一些哲学范畴是无法被通俗化的。如果一定要通俗化，也只能是以改变思想本身为代价。何况，当代有些理论形式上无深奥可言，更用不着通俗。因此，从哲学形式的通俗化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已走过它的顶峰，它是社会主义运动中意识形态建设的产物，当今时代，哲学的发展已从“哲学教化”的时代转变为“哲学创造”的时代，我们注意的重心，应聚焦于哲学创新，至于哲学形式的通俗化，我们承认它的必要性，但不是哲学发展的首要步骤。

　　再看哲学通俗化的另一方面，哲学观念的通俗化，也就是把一种哲学观念让普通民众都理解和接受。就这一方面来讲不是简单地通过语言的转换就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国家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以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载体将哲学观念引渡到民众的头脑中去，如各种媒体、各种礼仪制度、各种政策法规、各种文化产品等，都是传导哲学观念的载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把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渡达民众的生活世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其最有效率的方式无疑是进行制度化建设。”

　　把哲学通俗化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看，今天若想不是“俗”气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就不应该再简单地停留于语言文字的转换，那是一种粗浅的、过时的办法，而是应该站在文化发展的高度，着眼于民族精神的重建和新的哲学意识的培植，来看待通俗化，这样的通俗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一种民风民俗，成为一种新的民族的精神秩序。真正的通俗化，应着眼于此。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俗”化现象，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也给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历史负担，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存在并及时地进行分析批判，以继往开来的姿态，创造适合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每个哲学工作者应尽的历史责任。“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的教导，应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参考文献］

　　[1]王齐洲.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05，（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张志刚.宗教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左亚文.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张曙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现实性与超越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6（4）.

　　[7]林国标.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制度建设[J].湖湘论坛，2012（4）.

　　（林国标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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